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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鹿善继,前往京营监军的文震孟、前往宣府监军的倪元璐,以及前往蓟州监军的施邦曜也都行使了密折奏事的权力,分别上了密折。锦衣卫和东厂也都很尽职,每人一式两份的密折,先后都到了皇帝的案头。
三个人密折的内容差不太多,都与发放军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有关。
文震孟上任之后,先去了神机营。神机营是的历史非常久远,几乎与大明朝的历史一样长。
朱元璋占领南京之后,就开始重视发展和使用火器,当时他称吴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支以火器为主的军队,大量装备了火铳、火炮、火箭等热兵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在与张士诚、陈友谅的战争中才能屡次以少胜多,赢得最后胜利。
后来,朱元璋的部队在对阵以马步军和骑射为主的元军时,又是装备了热兵器的部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在北伐的过程中,大量火炮的使用,使得徐达和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再后来,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对火器的重视程度更高了,迁都北京以后,专门在京师设置了以火枪火炮等热兵器为主的神机营,当时的编制员额是五千人。
全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五军,共装备有“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大连珠炮”二百杆,盏口将军炮一百六十门,另有炮兵手持的“手铳”五百杆。
所谓的“霹雳炮”,就是步兵火铳,以后又改装鸟铳,再后来就是前装的火绳枪。所谓的“大连珠炮”,就是多管火铳,主要是“三眼铳”。所谓“盏口将军炮”,就是口径有盏口大小的野战火炮。至于“手铳”就是炮兵近战防身用的单发短柄火铳。
这是神机营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编制,随着成祖以后多位明朝皇帝对火器的重视,特别是蒙古人、女真人对北部边境的威胁凸显以后,神机营经过了多次的扩编,装备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神机营原来的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也升格为营,分别升格为前后左右中五个营头,每个营头的编制都是三千人,总计一万五千人。
然后在万历后期以来的辽东作战中,神机营当然也是一抽再抽,不少精锐都战死在辽东。由于如今的火器装填、点火、瞄准等比较复杂,所以熟练的军卒比较难得,而大量精锐的损失,也不是说补充就能补充的。
所以如今虽然神机营仍是一万五千人的编制,但是五个营头缺额很多,即便是登记在册而且实有其人的,也有相当一部分要么是老弱病残的,要么是临时拉来滥竽充数的,这样的士卒占了如今神机营实有人数的四分之一还多,再加上缺额不补吃空饷的,至少三分之一的士卒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
这样的情况,当然令状元出身的文震孟极为震惊,一向自诩为天下精锐的京营居然是这个样子,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而即便神机营已经如此不堪,当他到了五军营这个以马步军与车营混编的京师主力军营地以后,更加震惊了。
左右马军营多是勋贵之家的纨绔子弟充任,前后步军营则看来了更像是乞丐队伍,至于中军车营则多是老弱病残,鼎盛时期编制十五万人的五军营,如今实有编制两万五千人,而且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冒名顶替的呢,即便如此当文震孟连发两天饷银之后,实际发出的军饷也只合得上一万八千人,另外七千人要么逃亡流失了,要么就是根本不存在。
三千营也是如此,这个在成祖时期编制三千,并以归化蒙古人为主的纯骑兵部队,也曾经是战力强劲的京营主力,鼎盛时期也人数曾经达到过七八万人,后来随着外来威胁的消长,三千营的编制也是忽多忽少,一度还曾更名为神枢营,如今三千营上报军机处备案的人数是两万人,而实际露面领饷的只有一万两千人,其中还多是老弱病残,这些原来以朵颜三卫内迁蒙古人为主的队伍,如今汉一点也看不出蒙古族朵颜部骑兵彪悍的样子。
就这样,文震孟带着锦衣卫和东厂押解饷银的随行人员,在京师三大营的驻地,先后驻守了半个月,到了登记领饷的最后期限,仍然有一万八千余人不见踪影。
京师三大营的坐营官当然也很尴尬,甚至也可以说有点害怕,毕竟如今的皇帝开始不好糊弄的,而且动不动就杀头抄家,过去高高在上的锦衣卫和东厂,也是说杀就杀、说抓就抓,将近六万人硬生生给清洗成不足四万人,另外两万人要么被杀头抄家,要么被抓了撵去挖煤开矿,当然了这所谓的两万人中也有大量的空饷存在,见不到人的也都是一律除名削籍,从此不再有粮饷俸禄了。
这次文震孟也是依着皇帝的意思,凡是逾期不来领饷的,一律除名削籍,从此不再发饷,至于坐营官以及各哨官把总的罪责,视情可不予追究。只是令文震孟这个状元公没有想到的是,逾期不来领饷的人居然如此之多,冒领空饷的额度居然如此之大,号称三十万的京师三大营,不久前报备军机处的实有员额是六万,而实地点验的人数,居然只有四万两千人。
震惊之余,做事认真、讲原则的文状元,根本不听三大营坐营官的解释,即便是英国公军机大臣张惟贤、成国公朱纯臣相继派人说和也没有用,根本不给京师勋贵武臣一点面子,限定的最后期限一过,立马提笔给皇帝上了密折,说明了实情。
对京营的情况,朱大明有心理准备,所以并没有太意外。而这也的确是整顿京营的一个契机,只是京营牵扯了太多勋贵武臣,轻易不能擅动,英国公张惟贤总督京师三大营,而成国公朱纯臣提督五军营,丰城侯李承祚提督三千营,新乐侯刘效祖与总兵朱国彦共掌神机营。
其中除了丰城侯李承祚涉魏党被抓以外,其他的都不能重处。尤其新乐侯刘效祖,他是崇祯皇帝生母刘氏的亲弟弟,也就是崇祯皇帝的亲舅舅,其子刘文炳后来继承了新乐侯的爵位,崇祯死后,刘文炳与巩永固受命护送崇祯皇帝的太子出城,结果失败,全家殉节而死。所以接到文震孟的密折之后,朱大明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三千营的责任归咎于丰城侯李承祚,以勾结魏逆、欺君罔上、贪墨军饷之罪,将其抄家斩首,家人流放云南;将五军营、神机营的责任归咎于之前的监军内臣和坐营中官,共十二人,一律抄家斩首,并下旨申斥英国公张惟贤、成国公朱纯臣和新乐侯刘效祖,一律罚俸一年。
对于文震孟密折里请示剩余饷银如何处置的问题,朱大明则在给文震孟的旨意中,令他用剩余的饷银重新招募一万八千人,从三大营选官训练三个月,然后以一万五千人充实三大营,再以三千人新建一个监军标营,由监军御史直领,免得监军御史说话没有分量。
与文震孟看到的情况大同小异,带着尚方剑的倪元璐、施邦曜,分别到达任所之后,也是采取逐营发饷、逐人发饷的办法,经过半个月的辛劳,终于摸清了宣府和蓟镇的情况,空饷的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要比京营好一点,空饷的额度都在两成左右,而这些空饷倒也不是纯粹贪污挥霍了,而是用来养家丁。
营兵是朝廷的,而家丁是自己的,所以多数边镇将领喜欢把更多的军饷挪用过来养家丁,这也是边镇普遍存在空饷问题的原因。好在这些家丁将来还是要上阵的,很多家丁队伍到了关键时刻还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京营比显然要好一点,因为京营的空饷,就是将领纯粹的贪墨,他们不需要像边镇将领那样养家丁战场保命。
但是即便算上了将领的家丁,宣府和蓟镇也还是有空饷,倪元璐核算之后密折上报宣府镇营兵兼卫所兵实有员额一万七千人,空饷三千人。
施邦曜所在的蓟镇三屯营、建昌营营兵兼卫所兵实有一万六千人,空饷四千人。对于这个空饷的比例,朱大明其实还算是满意的,至少与当初核实上报的差距只有两成左右,还不像后来那样离谱。
但是该处理的人员还是要处理的,而且考虑到两年后应对建虏的入侵,也有必要趁机清理掉一批不太可靠的将领,宣府镇总兵侯世禄和蓟镇三屯营总兵刘策还算尽责,而宣府副总兵张承荫、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却不敢死战,在面对建虏大军的时候一降一逃,这样的人留着也是祸害。
朱大明很快就把倪元璐和施邦曜的密折转给了军机处,张惟贤知道皇帝对军务的重视,所以很快就做出了处理,参照京营的做法,监军太监和坐营中官一律以欺君之罪处斩。与京营不同的是,根据皇帝的意思,宣府和蓟镇的副总兵张承荫、朱来同样抄家处斩,张承荫的副总兵之位由宣府守备邓祖禹升任,朱来的副总兵之位则由蓟州镇原参将孙祖寿升任。
之所以升邓祖禹和孙祖寿的官,并不是他俩有多优秀,只是因为在军机处会同兵部报上来的候选名单里,这两个人是朱大明在后世读明史的时候就知道的。
邓祖禹是万历年间的武进士出身,万历年末天启初曾在沈阳任守备,在出城激战的过程中被击落马下,攻守双方都以为他死了,结果只是昏迷,等他醒来的时候沈阳城已经沦陷,无奈逃归,先是论罪处死,后来知道内情的官员上书施救,被改为宣府守备至今,再后来与入侵的后金军激战,因公升任宣府副总兵,最后在与流贼作战中被俘,不屈而死。至于孙祖寿,朱大明了解的不多,只知道他在崇祯二年后金入侵的过程中,跟随满桂在德胜门外一起战死。
宣府和蓟州两个边镇虚报兵员冒领军饷的问题,最后该杀的杀、该罚的罚,数日之内就了结了。这就是有了密折和军机处的好处,不需要上朝会议论来议论去,让懂军事的管军事、懂政务的管政务,这样一份工少了扯皮,多了效率。而且军机处以军法论罪,根本不走刑部、督察院、大理寺这个司法系统。惟一主管军法的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又是军机大臣兼着大都督,所以效率就更高了。
当然了,追究责任的事情结束之后,朱大明也分别给倪元璐和施邦曜一道旨意,与给文震孟的旨意基本一样,都是准许他们拿着剩余的饷银,每镇以三千为定额,就地募兵,抽调所在边镇将校,编练监军直领标营。军机处将皇帝的旨意转发九边,整个九边都是一震,那些虚报冒领额度较少的还好,空饷额度较高而且监军御史还未到达的,都是赶紧募兵填补,希望躲过这一劫。
而那些监军御史已到,兵员尚未补充的边镇,比如山海镇、辽东镇、东江镇、大同镇,则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监军御史的点验,等待着皇帝的怒火和军机处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