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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石牌楼上,刻着七个烫金的大字,正是讲武堂的官方名称,“皇明忠义讲武堂”。
军机处报上来的名字,最初叫作皇明讲武堂,忠义两个字,正是当今这位崇祯皇帝亲自朱批写上去的。
虽然大明的官军,最初也是由元末的红军发展起来的,也有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意识形态,比如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等等,但是这个红军与后世的那支红军比,在这方面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而且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大明官军更是失去了斗志,也没了严明的纪律,天启初年的时候,还敢跟辽东的后金军队野战,到了天启末年,特别是崇祯年间的时候,面对后金军队,只能守城,不敢野战。
而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官军更是成了一个笑话,不仅在遇到后金军队的时候一触即溃,甚至遇到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也仍然是一触即溃,毫无斗志。
如果说,大明洪武初年,徐达、常遇春麾下的那支北伐军,算是一支有灵魂的大明军队的话,那么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大明的官军,完全是一直没有任何信仰的行尸走肉罢了。
不管是遇上后金军,还是遇上农民军,他们一触即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毫无忠义之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因何而战。
在他们眼里,甚至在很多将官和大臣的眼里,他们充其量是为皇帝而战,而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后世的炎黄子孙而战。
因此当了逃兵、打了败仗,毫无羞耻之感,因为说破天去,不过是将来剃个头、换身衣服,再为另一个皇帝服务而已。
如果说将来的新军,仍然是这样一支没有信仰,没有操守的军队,那么编练新军的任务,就算是彻底失败了。
所以当崇祯皇帝反复琢磨新军编练的时候,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必须为新军注入信仰和灵魂,从思想上掌握这支军队。
当初在九边安排监军御史,后来在编练新军的时候,计划给每个营头都设置训导、镇抚,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新军,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必须要让新军上下在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
这也是今天崇祯皇帝坚持要来讲武堂的原因。
在孙承宗、李邦华、张惟贤等军机大臣的陪同下,崇祯皇帝跟着茅元仪、孙元化等讲武堂一众人员,跨过讲武堂的南大门,进入到了讲武堂的大院之中。
那一百五十名讲武堂学员,则在马世龙等教官的号令之下,整齐划一地跑步前进,先行前往北舍的大讲厅等候。
初夏的讲武堂内,草木繁茂,鸟语花香,崇祯皇帝边走边看,同时还向孙承宗、张惟贤等人交代着将来如何把讲武堂办得更好的一些设想。
孙承宗、张惟贤等人,自然是无不应诺。
从讲武堂的南大门,一路走到北舍大讲厅,是一段挺远的路程,平时不怎么锻炼身体的大臣们,一个个走的是气喘吁吁,若是没有皇帝在前面,估计这些人要么就是乘马,要么就是坐轿了。
但是崇祯皇帝一路走来,却很高兴,可能是坐车坐久了的原因吧,走起路来,不仅没有觉得累,而且出了汗之后,还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这是他莫名其妙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第一次走出北京城,也是第一次走出紫禁城,心里满是兴奋、好奇。
特别是走在自己提议建立而原本历史上根本没有的讲武堂院内,崇祯皇帝心中的那种激动就更不用说了,只觉得浑身都是力气,根本没有感觉到劳累,张惟贤几次劝谏皇帝坐轿或者乘辇,都被皇帝所拒绝。而皇帝的这种做法,自然也在讲武堂一百五十名学员的心中激起了波澜。
大明当今的皇帝,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么讲究奢华场面,而是与他们一样,年轻且充满精力,而且充满了对武人的尊重,在讲武堂的院内,即使是皇帝,也不乘车、不坐轿,全凭两条腿走路。
正是因为这次皇帝莅临讲武堂期间的做法,后来不管什么人多大官儿,到了皇明忠义讲武堂的门前,是文官,你得下轿,是武将,你得下马,谁也不能在讲武堂内皇帝走过的路上乘车坐轿或者纵马奔驰。
到了北舍大讲厅,崇祯皇帝在位于大讲厅正前方讲台中央的临时御座上坐下,注视着跪坐在厅中的那一批武官们,然后说道:“朕今日坚持要来讲武堂,一是看看讲武堂的情况,讲武堂是朕命名建立的,朕一直都在关注着讲武堂的筹备情况。二是见见你们大家,与你们照个面,说说朕的一些想法。”
说完这个,崇祯皇帝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讲武堂大门外的牌楼上,写着皇明忠义讲武堂七个大字,为什么要写上忠义两个字?这关乎到讲武堂的宗旨。朕今天与你们见面,就是想要讲一讲这个宗旨。
“在朕的心中,皇明讲武堂的宗旨,就是忠义节烈、精武护国。你们是第一批学员,将来都会成为我大明官军的中流砥柱,一定要弄懂忠义节烈、精武护国的意义。”
接下来,崇祯皇帝声音朗朗地向在座的所有人,包括随行的军机大臣和锦衣卫、上直卫、东厂等大小官佐们,讲了忠义节烈、精武护国的道理。
忠,当然是忠诚,一支军队若是没有忠诚度,那么这支军队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皇帝若是不能获得军队的忠诚,那么这个皇帝就当不长久。
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懂,而中国古代的传统也是最讲忠诚,所以讲忠诚,在如今大明文武百官之中的接受度是很高的,不需要多说什么,这些在座的大小武官,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而崇祯皇帝所讲的忠诚,首先就是要忠于皇帝陛下,其次是忠于大明社稷,再者就是忠于华夏民族了。
前两者,不过是老生常谈,而第三层在在座的众人听来,却是颇有新意,可以算作皇帝的独创了。
这也正是崇祯皇帝非要前来讲武堂开讲第一课的原因,光讲忠于皇帝、忠于大明还是不够的,只有把对大明皇帝和朝廷的忠诚,上升到华夏民族的高度上,才能真正激发起所有炎黄子孙的共鸣,在将来面对后金八旗军的时候,才能够激发起无穷的力量。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其最终的想法,就是要用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样东西,把大明的官军武装起来,在十七世纪的世界上,率先将大明帝国打造成为一个奉行军国主义的民族国家。
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自己如今辛苦建立起来的一切,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人亡政息。
崇祯皇帝讲了忠,然后又讲了义。
这个义,自然不能是单纯的哥们义气,而是国家大义、民族大义,视军中同袍如手足,就是义,友军遇险而不救,就是无义,牺牲自己、顾全大局,就是义,而损公肥私、自私自利,就是不义,等等。
然后又讲了节,讲了大明文武官员的操守品格问题。最后又讲了烈,而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讲的烈,则主要讲的是血性,坚韧,虎气。
大明的军队对内当然要成为仁义之师,对外自然要成为虎狼之师,而不能成为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队。
至于精武报国,就更不用说了,一个武将若是不能精通武艺兵法,自然算不上合格的武将。
所以,崇祯皇帝讲的这些东西,在座的文武百官们,也都是听得进去的。
转眼之间,半个时辰过去了,讲完了这些以后,崇祯皇帝说道:“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朕希望你们诸位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听从讲武堂教习讲官的安排,好好学习军事兵法,特别是将来练兵带兵之法,排兵布阵之法,将来新军编练,你们就是我大明第一批新军将校,将来的前程自然不可限量。尔等宜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