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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之所以能够消灭函谷关外的其他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军功封爵制度，而其军功封爵制度的根本，不在爵位本身，而在与爵位直接对应的土地。
军功封爵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士卒，前仆后继、悍不畏死地冲杀征战，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封爵背后的赐田。
因为拥有多少土地，是与士卒父母妻子家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品质直接相关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拿土地封赏有功士卒，成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预备大力推行的基本决策。
而崇祯皇帝决定那朝鲜北部土地封赏东江镇有功将士的这番话一出口，自然是说得三位军机大臣哑口无言。
这种慷别人之慨的做法，虽然显得有点无赖，不过却一定会受东江镇将士们的欢迎。再说了，谁让朝鲜如今也是敌国之一呢。
而拿敌国的土地，封赏作战有功的将领士卒，也正是皇帝和军机处新近批准颁行的《军人功勋封赏条例》的一个基本原则。
说起来，大明朝的爵位制度，确实比历史上的其他朝代严格得多，除了宗室和外戚之外，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坚持了非军功不得封爵的原则，而且只有三等，就是公、后、伯，非国姓生前是不能封王的。
这一条，就是到了南明的前期，也仍然在坚持。比如说郑成功，为了封他一个延平郡王的爵位，南明朝廷不得不又给他赐了一个明朝的国姓。这也是后来人们称呼郑成功为国姓爷的原因。
为了得到一个郡王的爵位，郑成功甚至改姓叫作朱成功了。
当然了，到了永历年间的时候，南明已经穷途末路了，对爵位的封赏也开始泛滥起来。李定国、孙可望等人都封了一字王，而且也没人再提赐姓的事了。
不过，在历史上，毛文龙到死也没有得到封爵，而反正归明的刘兴祚就更别提了，不过是由原来的建虏复州总兵，改任为大明这边的金州总兵而已。
这一世则不同，毛文龙一战封侯，东江镇并未受到多大损失，但却收获巨大。
不管是对他本人来说，还是对其麾下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激励，他本人平生夙愿得偿，其麾下人人升官的同时，也得到朝鲜大批土地，可谓是一本万利、皆大欢喜的结果。
至于刘兴祚的平壤伯，则是让他喜出望外。他知道自己反正归来，肯定不会比在建虏那边差，但是作为大明辽东开原卫汉人世家出身的刘兴祚，当然知道要想在大明的等级体系之内封个伯爵有多难。
毕竟现在还不是满清入关之后、大明风雨飘摇的年代，最重要的是他本人还投降了建虏好几年，曾经跟着建虏大军先后与辽东镇、东江镇、登州镇打过许多仗。
所以刘兴祚原本想着，反正归来之后，能够继续做个总兵就不错了。
因此，当他看到朝廷的封赏旨意，知道自己也被封了伯爵之后，心里非常高兴。
尽管如今的平壤城，还在朝鲜人的手中，还需要他这个平壤伯亲自去夺取，而作为东江镇右路总兵官，自己将来还是要受东江镇大帅安东侯毛文龙的节制，但他依然对此感到满意。
当然令他尤其感到满意的，则是那些个跟随自己兄弟多年的复州汉军，如今终于有了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同江两岸的肥沃田野，可以尽情地去占据。
这些复州兵中，有不少人是辽阳、沈阳沦陷以后就跟着自己兄弟混生活的，其中有的甚至从铁岭开原沦陷之后，就跟着自己兄弟打天下了，他们所梦寐以求的，也不过是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已。
包括东江镇的士卒，以及这些士卒的父老亲友，绝大多数都是逃亡朝鲜或者登莱的辽东汉人难民，朝思暮想的就是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对他们来说，朝廷将鸭绿江以东、大同江以西的土地封赏给他们作为立功之奖励，要比给他们每个人发上几个银元，更令他们感恩戴德。
这些人中，其实有的已经在他们驻守的地方占了一些土地，但是没有朝廷的旨意，说不准什么时候朝鲜国王派人跑到京师一哭诉，朝廷就会让他们退走。
如今，朝廷明令将此地赏给了东江镇上下，已经占了地的，今后就名正言顺了，还没有占到的，也在毛文龙一声令下之后，纷纷从东江镇海上各岛以及岸上各城出发，按照东江镇各路事先划定的大致区域和先占先得的原则，跑马圈地，立碑标记。
一时之间，如今涵盖了近半个后世金家王国的东江镇上下，到处都是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而那些不甘于给东江镇占到了田地的将校士卒扛长工、当佃户的辽东难民，则干脆携家带口，跟着如今改了名字之后腰杆都挺拔了几分的孔有德，乘船前往朝廷新设的瀛洲镇守府垦荒屯田。
所以，九月末的东江镇，人人都是喜气洋洋，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与东江镇的喜庆气氛相应的是，如今的京畿周边也是一片丰收的喜悦景象。
年初以来，京畿周边遍布的皇庄，以及抄没的阉党田产，多数都种上了如今朝廷农事院大力推广的新型农作物，比如土豆、甘薯和玉米。如今这些高产的作物，果然迎来的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虽然并没有出现后世常见的那种，土豆、地瓜动不动就亩产五六千斤的超高产量，但是土豆、玉米和甘薯也确实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而且以远高于其他作物的产量，征服了朝廷上下和京畿周边屯垦百姓的心。
整个北直隶辖内的屯垦地区，平均下来，每亩土豆和番薯的产量，都超过了三千五百斤，而每亩玉米的产量也超过了七百斤。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产作物的直隶总督府上下，以及北直隶百姓，人人都相信这是上天的眷顾，是当今天子的圣明，带来了这样的丰收。
那些分到了土地并且全部种植了新式作物的移民们，更是把如今的崇祯皇帝当成了神仙，人人都是感恩戴德不已。
而那些因为新式农作物秧苗不够而种植的其他作物，比如水稻、小麦、高粱米等传统，也迎来收获的季节。
亩产虽然一如既往地不高，但再怎么说，这也是来此屯垦的移民们的第一次收获，人人脸上都是喜悦的笑容。
俗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知道明末粮食重要性的崇祯皇帝，以及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们，很是松了一大口气，终于可以不用再为京畿地区百姓冬季的粮食发愁了。
自从进入九月中旬以来，这样的好消息就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令朝廷上下的所有人，都觉得大明新皇帝得到了神明的庇佑，大明朝的国运有了振衰起敝的好兆头。
京畿百姓知道的有东江镇取得的大捷，还有京畿屯田的丰收，而他们不知道的，或者说不清楚的，还有好几件。
在孙和鼎从壕镜澳带着火枪火炮以及葡萄牙人枪炮技师返回京师数月之后，孙元化的次子、孙和鼎的弟弟，也终于从壕镜澳带着新购的火枪火炮等火器，以及另外的一批近百名西洋枪炮工匠技师，回到了京师。
这一次，除了又带回来一批西洋枪炮技师，孙和斗还又带回了六百杆葡萄牙人在壕镜澳的枪炮厂铸造的前装燧发滑膛枪，以及八十门清一色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也就是最大型号的红夷大炮。
而最令皇帝感到高兴的则是，孙和斗带回来的三十枚开花弹，也就是爆破弹。
这些作为赠品被带回京师的开花弹，当然也是葡萄牙人生产的，而孙和斗带回来的葡人技师中，有几个就是专做这种早期爆破弹的匠人。
其实大明朝的火器工匠也能生产出开花弹来，只是因为当时黑火药的威力一般，使得开花弹没有办法发挥其应有的威力，所以没有流行开了。
因为，若是中空的弹体内装药过多，那么弹体的直径就得加大，随之火炮的口径就得加大，把这样大的开花弹推送出去，也就需要更多的火药装填量。
而这在当时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就炸膛了。
而且除了炸膛的高风险，随之而来的火炮重量也是一个硬伤。
若是把开花弹做的小一点，装药量少一点，火炮的重量倒是可以接受了，但是这种开花弹的威力却小的可怜，而且有不少打出去以后还炸不开，威力甚至不如实心弹。
不过这一次孙和斗带回来的葡人火器工匠，想来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吧。而这所有的一切，当然造价不菲。
事实上，除了返京的费用，孙和斗基本上把当初兄弟俩从京师带去的二十余万两银子，以及后来皇帝责令两广总督王之臣支应的银两，全部都花掉了。
对于这一点，崇祯皇帝当然不在乎。这点银子对于如今的他来说，并不算是什么问题。
如今通州和白冶城两处的枪炮厂，虽然都已经能够自主地仿造新式火枪和红夷大炮了，但是每月的产量毕竟还是有限得很，而且质量也还是没有达到葡萄牙人制造的水准。
所以，孙和斗的返回，及其带回来的东西，对皇帝来说，当然算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除此上面提及的喜讯之外，就在崇祯元年的历史即将进入十月之前，又有一道报捷奏折传来。而这道捷报，令他既喜出望外，又十分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