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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情景，崇祯皇帝心中窃喜之余，也赶紧让褚宪章接替曹化淳开始宣读另外一份诏书。
这份关于朝鲜的诏书，却出乎意料地引起了殿中群臣的一阵骚动，朝臣们知道朝鲜使者来到大明京师的消息，而且还有不少消息灵通的朝臣知道朝鲜使者前来的原因。
听到褚宪章宣读着朝鲜承认原属朝鲜的咸境道、平安道两道土地从今往后属于大明的时候，跪在殿中的朝臣们纷纷往朝鲜使者的位置上看去。
不是这些大明的朝臣胳膊肘喜欢往外拐，也不是说他们看到大明占领更多土地他们就不高兴，他们喜欢质疑或者反对皇帝，不过是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
他们不相信没有他们的参与，皇帝能够治理好天下，不相信没有他们的出谋划策，皇帝能够摆脱某些小人的左右，而公正地处理天下事务。
包括对于朝鲜这样的事情，他们也不相信没有经过朝廷大臣充分的议论，最终达成一致，皇帝能够躲在深宫之中把事情办好，而不给大明带来麻烦或者招致灾难。
谁也说不清楚，这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不信任，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是自从正德皇帝以后，大明的君臣关系就变得十分的奇怪。
当皇帝的，不信任大臣会为了皇家的利益考虑，而做大臣的也不信任皇帝会为了大明的利益考虑。
虽然这种关系非常的奇怪，并且对所有人都是极其不利，但是这种彼此怀疑、互不信任的关系却一直存在着，直到明朝灭亡。
褚宪章很快就宣读完了本来就不长的关于朝鲜的旨意，跪在殿中的大臣们虽然满脸狐疑、面面相觑，但是并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接下来，来自朝鲜的三位使者，十分平静地站了出来，上前跪倒，领旨谢恩，这个场面更让殿中诸多大臣目瞪口呆。
不过，此时此刻能够跪在皇极殿中的大臣，都不是什么冒失鬼，看看一脸平静的内阁诸臣，再看看一脸感恩颜色的朝鲜使者，大殿中的文武百官，也很快没了议论之声。
朝鲜国的三位使者都领旨谢恩了，他们作为大明的臣子还能说什么呢？
因为不管怎么说，大明朝能够开疆拓土，都是一件难得的喜事啊！
再接下来，就是另一位新近归来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高时明，出来宣读皇帝的赏赐诏书了。
崇祯皇帝再一次从内帑之中拿出二百万银元，在京的朝臣、勋贵、亲军、近卫，以及不在京的九边将士，有功的、无功的，该封赏的全都一一封赏到位了。
而那些非诏狱定罪的囚犯，愿意接受赦免的，这一次也诏准根据罪行的轻重，由刑部和各按察使司加以不同程度的赦免。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大赦天下囚犯，并不是无条件的赦免，而是把关押起来的囚犯，变成朝廷官办矿场内的苦力，或者是根据罪行的轻重分等，然后按照路程的远近，流放到安东、瀛洲和东番。
等到所有的元旦诏书宣读完毕之后，按照惯例，百官上表，为皇帝恭贺新春，而来自塞北草原的部落使节，以及来自朝鲜的使者，也都呈上了自己的贺表。
等到这些贺表都一一宣读完毕，时间已经过了巳时，殿内殿外跪着的大明臣子们，多数都已经是两腿发麻了，而事先没有暗藏食物的官员们更是又累又饿，跪得两眼发黑，只盼着能早点结束，回家过年。
还好，等到所有的程序走完之后，内阁阁臣们代替天子祭祀天地、祖宗、山川、社稷的那些海量的祭品，也都由锦衣卫指挥着五城兵马司的人员，集中运送到了午门外。
一起运送到午门外等候群臣的，还有皇帝在大朝会上刚刚承诺的赏赐，也就是一摞摞的崇祯银元，还有一匹匹上好的苏州丝绸和松江棉布。
到了巳时三刻，大明群臣们终于熬到了崇祯二年元旦大朝会的结束时刻，又一次在礼部官员和羽林卫殿前司的指引下，按照之前排定的顺序，鱼贯而出，来到午门外的广场上，跟据官品职务的大小，多少不等地领取了赏赐，分到了朝廷的祭品。
内阁阁员和军机大臣们的赏赐，当然不需要到午门外的广场上去领取，一人一千枚崭新的崇祯银元，一人十匹上好的丝绸和棉布，早已备好放到了每个阁臣的值房中。
当所有大臣、使节都离开之后，崇祯皇帝也给身边的御前侍从武官们，发放了过年的赏赐，并给他们放了个大假，愿意回家的就回家，不愿意回家的发双饷，好好地过上一个年节。
包括那些在在京的西洋传教士，不管是已经在大明京师各个衙门里任职的泰西诸夷，还是在辽东军前效力的红毛鬼子，也全都在赏赐之列。
这个年代里，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和退役军官士卒，以及泰西工匠技师，在大明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大明重整军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在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多少祖国的概念，对于耶稣会传教士来说，他们的一生是献给上帝的，为了在中国推广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很愿意为大明的朝廷服务，将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中国人，主观上虽然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效果。
而那些怀揣着发财梦想，前来东方闯荡冒险的冒险家们，主要是由一些退役的军官士兵和远洋水手们构成，这些人即使在他们的本国，也是生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根本没有什么祖国的概念，只要多给赏赐，厚给饷银，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掌握的技术，交给那个时代的大明士卒和工匠。
而当时明朝的统治阶层，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们，也还没有如同后世满清那样形成闭目塞听的臭毛病，他们对于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都怀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能吸收的一概吸收。
远的不说，就说性格执拗、脾气古怪的嘉靖皇帝，他在湖北的内陆地区长大，后来又一直身居大内，要说他有多么高远开阔的全球视野，那是纯粹的瞎掰。
但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听说来往于大明东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商船之上，拥有比大明更加强大的火炮之后，立刻就下令广东巡抚想办法搞过来几门进行研制、拆解和仿造，这就是大明佛朗机炮的来历。
这样的佛朗机炮，一共仿造了九万余门，遍布于大明沿海卫所和水师战船，后来更是推广到了九边沿线。
即便是天启皇帝这样一个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书都没有读过几天的皇帝，听说西方人又有了威力更大的红夷大炮，也很快就同意派人前去采购，然后部署在了京师和辽东前线。
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在宁远屡次建功，没有天启皇帝下令购买的红夷大炮，他再有本事，也很难在凶险的辽东前线建功立业。
而当时西洋传教士和葡萄牙籍退役军官在大明军中生活战斗的人数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几百个之多。
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明朝皇帝与满清皇帝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不是真的把脚下的土地当成是自己的家园，是不是真的把华夏民族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面，比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满清的皇帝之所以没有这种开放的心态，是因为他们不是汉人，至少他们是有私心，他们把自己满族人利益凌驾于整个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至上，不光是以整个天下供奉一人，而且是以整个中华供奉一族。
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私心在作祟，所以他们害怕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进步，担心新式枪炮火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威胁到他们所谓的治国根本，即八旗子弟的骑射本领。
就连后世被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康熙，自己都说，骑射乃满洲根本。
他自己找了一帮子西洋传教士，又是学数学，又是地理，又是学外语的，他能不知道这些东西对华夏民族的好处？
他能不知道这些东西会让中国继续前进，从而可以与泰西殖民列强并驾齐驱？
他当然知道。
但他不是去传播，去推广，相反，他选了的控制，选择了封锁，选择了禁毁。
因为他担心，这些东西会危机满洲人对中国的统治。
而这一点正是后世华夏民族屈辱和悲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