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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京师朝堂之上的决定，很快就变成了一道道圣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快速传到了南京。
作为锦衣卫镇守南京的南镇抚司镇抚使，骆养性从上任以来就对崇祯皇帝惟命是从，因此，在接到了朝廷旨意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短短数日之内，就将南京勋贵忻城伯赵之龙、家居苏州府的东林领袖钱谦益，以及浙江布政使惠世扬先后逮捕下狱。
而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这三位南都重臣，在旨到之日也都免官去职，被勒令留在南京的家中，暂时由锦衣卫监视居住，等待朝廷钦差的进一步调查结果。
一时之间，南京官场之上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各路官员震动之余，不少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书议政，但是这一次的上书议政，却不再聚焦于朝廷的开海政策了，而是集中在为这些个被免官或者被下狱的江南官员求救说情之上。
当然了，其中不乏对崇祯皇帝的各种批评教育，有的指摘皇帝求治太切、处事草率，有的批评皇帝屡以小过而兴大狱，不是朝廷优待大臣之法，还有说皇帝的身边出了奸臣的，等等。
不过这些南都的官员，也大都只是说说而已，很少有拿辞官致仕威胁崇祯皇帝，威胁京师朝廷的。
敢于这样做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东林党色彩也十分浓重的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
钱象坤，是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十九年的进士出身，同时也是翰林出身，是泰昌皇帝信赖有加的东宫官，天启年间就做过南京的礼部尚书，后来也是因为与魏忠贤作对，被免掉了官职，回家闲住授徒。
天启七年八九月间，崇祯皇帝一即位，就马上令他恢复了原官。
原本历史上，钱象坤还一度被崇祯皇帝请到了北京，做了北京的礼部尚书，并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辅政，可以说是深得崇祯皇帝的信重。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到了北京之后，钱象坤因为参与进了朝堂之上的党争，很快就让崇祯皇帝对他大为失望，不久就被迫辞官回家了。
这一世，崇祯皇帝在登基之后没过多久就焕然一新，当然不会再让这个纯东林出身的大佬进京入阁辅政了。
也因此，钱象坤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将他起复原官以来，一直在南京礼部尚书的任上任职。
这个钱象坤也是个人物，在崇祯年间的东南士林之中，与钱龙锡、钱谦益、钱士升三人，并称“四钱”。
这几个人，都曾在南京为官，期间常常搞一些文会，搞一些讲学，搞一些诗词唱和，而且广收门徒、针砭时弊、议论朝政，所以在江南士林之中都很有名气，属于明末社会的超级“公知”，江南士林之中的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忠实“粉丝”。
或许钱象坤以为凭着自己在江南官场、江南士林之中的影响力，皇帝和朝堂上的大臣们，为了顾忌自己的名声可能不会处理他。
又或许钱象坤是碍于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太大，为名所累，不得不上书朝廷，以致仕辞官相威胁，要求朝堂诸公收回成命，赦免钱谦益、惠世扬以及郑三俊、钱士升等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想致仕回家。
然而不管怎么说，钱象坤这样做，在他看来，都是名利双收的一件事情。
即便是朝廷既不同意他致仕，也不无罪释放这些人，他的名声也只会更大，江南士子哪个不得树起大拇指，说他一句好。
而即便是朝廷同意他致仕了，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对他们这些“公知”来说，朝廷越是打压他们，他们反而越高兴，因为他们会借着这样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名声。
而且这个时代里，**不仅不违法，而且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文人雅事，崇祯皇帝就是想收拾他，也没法拿**这种后世惯用的对付公知的方法搞臭他。
然而，钱象坤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眼里，却是根本就不重要。
二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接到钱象坤的致仕折子及其谏言之后，一点也没耽误，二月二十六日就批准了他的致仕折子，并在转给内阁的朱批之中，直接任命了京师礼部左侍郎周延儒为南京礼部尚书。
而到了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之后，周延儒就陛辞出发，前往南京接任礼部尚书去了。
至于其他官员上书救援钱谦益、惠世扬等被捕之人，并为郑三俊等免官之人的折子，崇祯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好不容易逮着这样的机会，把这些超级“公知”级别的东林党大佬们清理出朝堂，他又怎么会轻易地受到这些不明内情的官员上述影响，坏了自己早就谋划好的计划呢？
这些东林党超级“公知”在明末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其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方面的积极影响，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历史上崇祯皇帝才一次又一次地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作出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决策。
而这些一贯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公知”人物，除了其中极个别的尚有节操之外，大多数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的伪君子，至少大名鼎鼎的江南士林“四钱”之中没有一个为崇祯皇帝的死而殉节。
其中，尤以“四钱”之中的钱谦益最为突出，可以说是典型的两面派人格。
这些明末的超级“公知”，在明朝的时候，一边做高官，一边当着大地主，同时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家族中其他人经营商业，常常还是极其富有的大商人，但是他们却对大明皇帝和朝廷却毫无忠义之心，不管是写文章，办学校，还是招门徒，议朝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与朝廷唱反调。
你用他们，他们就在朝堂上当清流，除了站着说话不要疼，只会说些一大话空话风凉话之外，干啥啥不行。
对朝野共知的财政空虚问题，他们这种人就知道劝皇帝修身养性、裁减用度、节省开支，一会儿主张裁撤驿站，一会儿主张裁减兵员，一会儿又要减免赋税、与民休息。
至于朝廷缺钱、财政崩溃了怎么办，他们往往就一句话，那就是请发内帑。
而若是你不用他们，他们就在朝堂之外搞讲学、搞结社，说你的坏话造你的谣，使劲儿抹黑你。
反正他们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也不愁没钱花，整日里无所事事就是与当政者唱反调。
然而，同样是这一波明朝公知，到了满清辫子兵席卷江南的时候，却一个个地都成了“乖宝宝”，满清大军在江南杀得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而这些人却投降得飞快，甘当异族的走狗。
而且恰是到了这个时候，以前的种种公知和清流模样，也是早就不要了，好好的人不做，反而当奴才当得十分开心。
对于满清辫子兵在江南各地的种种暴行，没有一个敢于公开站出来说一个“不”字，而之前的那种聚众讲学、专门与朝廷唱反调、不与当政者同流合污的清流气节和君子做派，到了此时也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说到底，这些东林党的超级公知们，除了个别的几个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之外，大多数都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贱胚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