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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老了，就会特别地忧虑子孙，会把身后的事情，看得比眼前的事情重要。
英国公张惟贤如今就是这样，特别是一次又一次长时间的抱病卧床之后。
他倒不是担心自己后继无人，因为现在的他已经儿孙满堂。
其嫡长子张之极年过四十，虽然并非出类拔萃，但却胜在老成持重。
而其长孙张世泽也已经年过十六，被他送进了通州的讲武堂中去了。
粗粗看来，英国公家族后继有人，他应该没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之前皇帝亲自定下的规矩，却让他多了一层忧虑。
原本世袭罔替的英国公爵位，如今很可能面临着有人继承却可能无法顺利继承的问题。
因为他的长子张之极，虽然一出生就有了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官职，但是却不喜欢舞刀弄枪当个武人，而是常常吟诗作对舞文弄墨以书生自居，一身的书生气。
这一次，皇帝要亲临居庸关作战，英国公张惟贤想要带着长子陪同前往，但却因为旧病复发而未能成行，长子张之极也被皇帝明令留在英国公府中伺候。
在这样一个国战、大战之际，这么好的立功机会，英国公及其继承人却未能参与，这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
若是他健康康航身体无恙，那么一切都好好说，以其当今大明京师第一勋贵的地位，将来有的是立功的机会。
就算是崇祯皇帝将来让成祖皇帝明确世袭罔替的英国公爵位也同样减等世袭，他也可以慢慢再想办法。
而且在他看来，公爵分为三等，一等与三等之间，不过是俸禄上的等差而已，英国公府家大业大，也不在乎朝廷俸禄上的差别。
可惜的是，自从去岁十月以来，英国公张惟贤缠绵病榻长达数月，自知命不久矣，将来的机会虽多，可他却等不到将来了。
他将自己的长孙张世泽送进了讲武堂里，算是给孙辈一带事先铺好了继承的路子。
但是儿子这一代，却需要皇帝的特旨以及另两位军机大臣的帮衬。
也因此，在这一次御前会议上议论封爵事务的时候，英国公张惟贤不仅鼎力支持了皇帝的提议，而且亲自推荐了两个封给世爵的人选。
一个是阁臣兼军机大臣李邦华。
另一个是阁臣兼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的孙承宗。
如今李邦华已有平阳伯的爵位，按照这次定下的规矩，那就是一等伯的世爵。
这一次，张惟贤提议直接晋其为一等侯爵。
而原本没有爵位的孙承宗，张惟贤则提议封其为一等伯爵。
张惟贤拖着病体，一反常态地这么做，当然是看中了这两个人皇帝心中的地位，同时也是趁着自己眼前说话还有用而且还能说话的机会，结好李邦华与孙承宗。
虽然这一次，两人有了军功，崇祯皇帝肯定会封赏他们，但是封侯封伯的提议却是自己提出来的，将来李邦华、孙承宗无论如何也应该厚遇自家的子孙。
张惟贤推荐孙承宗与李邦华的话一说出来，崇祯皇帝和两位内阁辅臣就都知道了他的这点心思。
但是也都不去说破。
崇祯皇帝当即同意了英国公张惟贤的提议，而且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改封平阳伯李邦华为一等东胜侯，世禄年俸六千五百崇祯银圆，并赐东胜地四百顷为永业田，以褒奖其取归化、复河套之功。
同时，封阁臣兼军机大臣孙承宗为一等宁城伯，世禄年俸五千崇祯银圆，并赐热河镇守府北部宁城地三百顷为永业田，以褒奖其经略蓟北、屏障塞外之功。
东胜远在河套，原来是大明朝东胜卫的所在地，后来被鄂尔多斯诸部侵占，卫所内迁，汉人逃亡，遂沦为蒙古人放羊牧马的地方。
如今大明军队重回河套，当务之急就是移民填充该地，而将这些地方封给有功之臣，封给有功将士，则是鼓励移民的最好办法之一。
四百顷，按照明代的标准，那就是四千亩。
这样连成一片的田亩，在江南水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在中原地区，也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了。
只不过这个数字，放在地广人稀的河套地区，特别是放在长城以北极其辽阔一望无际的漠南地区，那就是算不上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了。
大明朝的爵位，自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之后，采取的全都是虚封的办法，有爵无地，只有俸禄。
最初定下的亲王岁禄，是米一万石，宗室郡王以下，包括非宗室封爵的公、侯、伯享有的世禄，各有等差。
主要就是给粮食，养着就好了，除了宗室藩王之外，没有实际领有的土地。
所以，拥有功臣世爵的公侯伯们，基本上都是居住在京师城内天子脚下，因为他们并没有封地。
这一次不同了，崇祯皇帝大封功臣之后，可不是要把他们都集中在京师圈养起来的，而是要让他们继续为了大明朝出去征战四方的。
不给他们一定的封地，怎么去激发他们为国奋战的动力呢？
就是要把他们打下来的或者坚守住的土地，拿出其中一小部分赏赐给他们作为其家族永远传承的土地，才是对于这些人有吸引力的做法。
至于宁城伯这个爵位，也是如此。
宁城这个地方原来属于大明朝塞北大宁卫的地方，后来被南下的蒙古人所占据，汉人军户早已逃亡干净了。
这一世，热河镇守府的建立，让一部分北直隶的汉人又开始北上垦荒的进程，宁城这个后世属于赤峰的地方，如今才算是多少又有了点人烟。
崇祯二年以来，孙承宗以内阁阁老兼军机大臣的身份巡视蓟北边备，出动了大量人力，耗费了大量无力，又在八里罕和宁城等地修筑了城堡工事。
目前也算是除了喀喇沁人聚居的乌兰哈达城（后世内蒙赤峰）以外，大明军队北上科尔沁的前哨之一了。
将出身北直隶本地的孙承宗封一个宁城伯的爵位，绝对有利于将来调动起这些人将目光投向北方的积极性。
而这一次，孙承宗看似没有弄出多大的动静，没有斩获多少建虏的首级，但是去年以来对蓟镇边外的经营，却也正是黄台吉不敢再从此地南下的原因。
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说的正是类似这样的情形。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然也知道后世对于孙承宗的评价，知道许多人认为，正是孙承宗一再主张在辽东修筑大量的城堡和坚固的工事，耗费了大明朝廷大量的物力财力，使得辽饷一增再增，最终才拖垮了大明朝的财政。
当时的确还有一种与孙承宗的主张截然不同的战略思路，那就是王化贞、王在晋等人的主张。
也就是放弃山海关外的全部土地，让辽东镇的军队退守山海关防御。
这样做，一来不用在辽西走廊大建城堡工事，减少财政压力，二来可以聚拢兵力，以重兵守卫山海关，然后引得敌人来攻，明军以逸待劳。
这也是一个思路。
只是这个思路不太符合大明朝的脾性，也不符合大明朝君臣朝野的脾性。
现在很难说这两种思路到底哪个更好。
也因此，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既没有让当年执行孙承宗战略最坚决的袁崇焕去辽东，也没有让呼声很高的孙承宗本人，去主持在辽东对阵建虏的事情。
这倒不是因为孙承宗筑城守土的战略不对，而是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觉得这个战略用错了地方。
明军在大凌河以北和以东增筑城池，几乎必然要引起建虏后金国的反应与进攻。
然而这个问题放在蓟北边外之后就不存在了。
要占领和守住一个地方，就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驻军，而要有驻军就一定要有城堡。
这个思路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特别是对于地广人稀而且汉人比较少的地方，比如塞北草原。
你不筑城防守，这些地方是守不住的，即便是一时守住了，早晚还是会丢掉的。
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痛快地接受了张惟贤的提议，封孙承宗为一等伯，并且将其封为一等宁城伯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