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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回来，指挥官同志！”一出莫斯科机场，格兰藏姆就对我敬了个礼。此刻我只能在担架上回礼。“我想我暂时回不来，”我回答道，“所以你得继续代理纵队司令了。”
本来我还想发布更多指示的，但是随后医生立即把我推走了，只好作罢。也对，我是该休息一会了。救护车上听见讲前几天的新闻，德国黑森林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导致当地人和一支入侵的尤里大军全体葬身于漫漫森林中。假话，全是假话，我百无聊赖地想。难怪科研所刚刚爆炸一天，温哥华就开起了合作会议，原来洛马诺夫想拿这事当做和盟军鬼子——不对，应该叫盟军朋友——谈判的筹码！
算了，这也不关我的事。好好养病，说不准病好了之后任务还有好多呢。我拉起被子，蒙头就睡。迷迷糊糊中我还听见电视台放起了《国际歌》，主持人声情并茂欢天喜地宣布，联军已经击溃叶卡捷琳堡一带的尤里部队，装甲兵团即将重新抵达太平洋。
……
12月21日18点，我还是碰见了她。
当时我坐在轮椅上看书，格兰藏姆在向我汇报这些天联军发生的大事，他带的第一个新兵——伊扎津卡此刻替我推轮椅。“小心点伊卡同志，”格兰藏姆看着前面人山人海的走廊轻呼，“这位可是你教官的教官。”
“可别这么说我，我可不是易碎品，”我轻笑了一声说，“免得吓坏我们这位新兵。”格兰藏姆哈哈大笑。然后他继续绘声绘色地讲着这几天联军还有风暴小组的行动：洛马诺夫和杜根两人下令的关于联军和盟军一律就地停战的声明、联军在西伯利亚大获全胜并摧毁了鄂木斯克心灵控制中心、伊拉克人在中东的油田夺取战、还有悉尼尤里的复制人计划……
“据说尤里这一仗把收集来的联盟双方高官所有基因全都弄丢了。这下好了，尤里想用各国克隆的领导人篡权向他效忠的计划失败了。”格兰藏姆得意地笑道，“各国领导人可以放心地去伦敦开会，而不必担心回来之后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已宣布向尤里投降了。”
也就是说，既然假货工厂毁灭了，那他得去绑架真货来完成他的计划。不过好在伦敦的尤里部队已经被赶下了海，情况也许会好很多。“对了。我记得9号左右总理同志就已经抵达了伦敦，现在都21号了，怎么会议还没开始？”我皱了皱眉头。格兰藏姆如同被当头一棒一般愣了很久，方才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听指挥官同志你么一说，好像还真……”
我转动脖子抬起头看着他，奇怪地问：“怎么突然不说话了？出什么事了？”可是话音刚落我也明白怎么了：走廊里刚刚还熙熙攘攘，现在已经安静了。又一次空无一人。
“你们两个先走开一下。”又是那个熟悉的女声。格兰藏姆和伊扎津卡悄无声息地鞠了一躬，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知道面前的人是谁，可我却低着头，不想看声音的来源，只看见她一身白色半透明的连衣裙和一双高跟靴。
可是达夏只说了一句话：“我可以推你去外面走走吗？”我仅仅点了点头。
……
“说起来好笑，堂堂风暴小组纵队司令官，联军第一勇士竟然会害怕见一个普通的同龄女生。”达夏的声音真的很甜，听着让人脸红心跳，可是她的话音里却有着一丝苦涩的味道。我叹了一口气：“你这是何苦呢？”
“凭什么！”她蹲下身看着我的脸，眼睛里全是担心和关切。“你为什么一定要躲着我？你难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知道，可这没有意义。你知道原因。”我转动轮椅，不想也不敢面对她的脸。这里的环境不比黑森林差，虽说冬天，可是黑海沿岸却可以做到温暖如春，克里米亚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可我却如坐针毡。“比我强得多的人到处都是，我可以说是你见过最差的。”
“可你是我唯一在乎的。”她小声反驳，“我到底哪点不好，你这么讨厌我？”
我摇摇头。达夏，你哪点都好，你比我见过的每一个女生都好，可是正因如此，如果我接受了你，只会在接下来的计划中彻底毁了你！“你大老远从温哥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马不停蹄到克里米亚来，不会就是来和我说这个的吧？”我换了个话题问她，“你一定有事，对吗？”洛马诺夫总理的妻子死得早，陪洛马诺夫出现在众场合，充当苏联“第一夫人”的一直是有“红公主”之称的达夏。
“得啦，温哥华那次太无聊了。”她撅着嘴抱怨，“一场财阀的应酬大会比我们小学时的校长讲话还没意思，偏偏还得对这群一无所知却自高自大让人生厌的盟军财阀客客气气。”
我耸耸肩。“那么，总理同志去了伦敦，你就不跟过去吗？那个女儿控可从不把你一个人丢在莫斯科呢。”这话让达夏脸红了一下。和我猜的一样，现在在伦敦的那个洛马诺夫肯定不是真的洛马诺夫，他之所以让替身先去，只不过是想塑造自己英勇无畏不惧艰险的伟大形象，自己则在这几天里再借用达夏的座机真正地抵达伦敦。这是面子里子都要的好办法。
有这么一个女儿也许是洛马诺夫政治上的悲哀：她从来不会说谎。想到这里，我几乎发自内心地笑了笑。几乎，因为当我注意到自己将是什么表情时，笑容便一闪即逝。
“所以你很快就要去伦敦了？祝你好运。听说那里现在还不太平呢。”我轻轻说。
“是啊，也许有一天……可能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呢。你的伤估计也该快了，很快又要去执行任务了，等从伦敦回到莫斯科，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了……”她一边伤感地抱怨，一边轻轻用手指划过的手臂。我觉得我像触电了一样。是啊，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呢？或者说……“可能没下次了。”我苦笑了一声，“比如诺布朗加那样。”
“不许你这么说！”她轻声惊呼，“你不会有事的，诺布朗加……诺布朗加他……我很抱歉……”她的说话声越来越轻，最后都听不见了。“这不怪你，他牺牲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联军将士的宿命。我们应该……”我觉得后面的话我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果不其然，达夏立即反驳道：“我不需要你去像他一样，为了那些什么理想主义去牺牲，我只要你平安活着!”
当时我没有告诉她，这句话我一直想对每个战士们说，可我不敢。即使面对陪了我十年的好朋友诺布朗加也不敢。
“还有件事……那个……莫斯科总统大酒店的事，对不起……”她突然支支吾吾了起来。
“无所谓，我没放心上。”谁说的，要不是切尔登科教官打断，我可以在那愣一个晚上。
“那么请别忘了我。我可以等下去，等到你准备好接受我的那一天……”在住院部大楼门口附近，她踏着夕阳离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轻轻擦了一下额头的口红印，对着天空发呆。
该死的直觉，怎么这次凶兆的感觉比以前都强烈呢？为什么……我看不透达夏的内心了？直到格兰藏姆找到我，我还在想着这个问题。